不知不觉，下农村已经半年了。美好的愿望都被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两句话都是他老人家讲的，不能讲哪句正确哪句不正确。
也就是在那时候，1969年5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江浦县汤泉公社原五中插队的初三同学伍××的小村庄，见到了南京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歌曲。“独在异乡作异客”的共同感受深深地触动了我，唱着唱着我不由动情了，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歌词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在场的不知道哪一位同学讲：“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呢？”由于原歌曲太短，不能抒发我们知青的感情，唐义龙把续写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接受了。可敬的唐义龙同学无论在我逮捕后还是艰难的平反过程中，都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这在我的平反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我都深深地感激他，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5月的江浦农村，正是麦收的季节。我们第一次参加这超体力的沉重的劳动。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我们那时的实际生活写照。夜已经很深了，同伴们早已酣睡过去，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袭向我的心头，苦闷和悲哀化作极具诱惑的煽动。我感到胸中热血沸腾，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的灵魂开始升华。我很快地修改了第一段的歌词，写好了第二段和第三段，并把曲调重新整理直到符合“缓慢、低沉、思念家乡”的要求。整个歌曲写好后，我竟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一支歌，一支《知青之歌》在偏僻的异乡，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歌曲的四段歌词如下：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由于我们的知青小屋就在永宁公社以及相邻的永和公社的知青回城返乡必经的集镇上，因此南来北往的知青经过时，歇歇脚，喝口水，吹上一顿牛，发泄一下牢骚，自然很快学会了《知青之歌》，其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
麦收终于接近尾声，麦场上的夜晚静寂无声，队长安排我值夜看麦场。许许多多的本公社的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我们坐在堆麦子的院场内，四周高高的麦垛，凄白的月光映照着大地，也映照在我们知青身上。我弹起了吉它，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响起，委婉动情的歌声诉说着我们的遭遇我心中的无奈，一曲歌罢，听的人，唱的人都已泪水滚滚，几个女知青竟然放声大哭。
1969年下半年，我回南京探亲。短暂几天，不经意地听到《知青之歌》的消息：学校的学生在唱，军校的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就连我的妹妹也在唱，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歌时，妹妹一句：“连这个歌都不会唱，你真成‘二哥’了！”她不会想到，创作这首歌的正是她的哥哥，我没有告诉她，假如告诉她，也许舌头要伸出去一尺长。
两个月的时间，仅仅才过两个月，这支歌像长了翅膀飞向长江南北，飞向黄浦江畔，也飞到了遥远的北大荒。这是当初创作时万万想不到的结果。我的心里感到紧张，担心接着升上心头，那几天的南京生活不知是一个什么滋味。
小船鸣着汽笛，继续向前开着，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空气中弥漫着一阵一阵柴油的气味，直呛喉咙。突然，“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的《知青之歌》在船上响起，那不是我们五中的同学，是南京知青。
回城后的情景促使我上去询问：
“喂，同学，刚刚唱的是什么歌？”
“你是不是知青？”一女生诧异地抬起头问。
“我当然是知青了！”我回答。
“是知青，怎么不知道《知青之歌》？”
“我们村庄太闭塞，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噢，原来如此，你真快成了‘二哥’了！”说完几个女知青一阵大笑。
几个月后的一天，隔壁邻居小耿送来一封信，那是我们班上有限的几个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中郑剑峰的来信。拆开一看，我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坐在床边，痴痴地呆住了。
郑剑峰在信中告诉我：《知青之歌》已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当天下午，我关上门一人静坐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四点钟的到来。我打开收音机，尽量把声音调到最小，找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大概波长等着。此时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拨收音机的手直发抖。莫名的大汗浸湿我的全身……“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的悠扬的音乐响起，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那经过配器，增加了和声的男声小合唱，把这支歌唱得十分完美，十分动听。我学了三年俄语，历来欣赏苏联歌曲，欣赏苏联歌曲的小合唱，这歌竟比我听过的所有苏联歌曲还要好听。
歌曲停止了，余音还在耳边回响，可脑中突发出来的各种想法搅和在一起，乱得令人心烦。此刻的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眼泪不禁也掉了下来。那时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人为地树立的两大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的死敌。既然敌人支持了，我们当然就要反对。我突然感到我的小命已经系在一根十分脆弱的丝线上，不知哪一天丝线断了……
我决定自首，当我背着军用书包——那里面放着替换的衣服和日常的生活用品——一个人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时，一个年长的老公安接待了我。在问清了我“来坐牢，来吃大锅饭”的事由后，不禁沉思起来，许久许久才说话：“大锅饭就那么好吃吗？丁玲你知道吗？写了那么多反动的东西也不是没坐牢吗？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要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了。”他让我回去，叫我不要想那么多，直把我送到内桥附近的车站，目送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他鬓脚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
也许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许有关单位的人还没有出动。但这事只过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以后我是二进娃娃桥看守所，却是用汽车押送到劳改队的。
我连夜回到生产队，当天晚上写了检查，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呈交给了新任的永宁公社书记，随后乘车到江浦县城，通过县接待室将检查呈了上去。
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我以为有关部门看了我的检查就算了，可我太天真了，也太年轻了……
一切都早已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
1969年底，一夜之间新街口、鼓楼地区的《大批判专栏》贴满了“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专栏，其更改板面速度之快，批判的火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但不知为什么，大批判的文章都没有涉及我本人。我所在的公社也对《知青之歌》进行了小范围的批判，可笑的是会议开始，公社书记叫大家唱一支歌，知青们唱的还是《知青之歌》。我所在的母校五中也秉承上级的指示，开始在校内批判，并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华日报》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全面的汇报，批判运动正向深度广度发展。
这时一些插队内蒙古的五中同学感到事态严重，好心地劝我到内蒙古草原他们插队的地方避一避，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连累人，那年头躲到哪里都一样，我坚信“是福跑不掉，是祸躲不掉”的老语，十分不安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一批“阶级觉悟高的人”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向当时的上海市委进行了汇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连夜下达。“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指示”要“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1970年2月12日，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拿着张春桥的“令箭”派人来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知青之歌》的资料，向上海方面提供。
公元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在我下乡的村子里夜已深，我还没有睡。我下意识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把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换洗的衣服塞进军用挎包，又轻轻地挂在墙上，把我和同学们来往的信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接着点起大火烧了起来，酸楚的泪水潸然而下。
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房门。“开门！开门！”好几支手电筒的光照射在门上。我轻轻地开了门，一伙人像洪水般涌进屋里。“你叫任毅？”一个解放军问道。“是的”，我胆怯地回答，浑身颤抖着。“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我被戴上手铐，手铐发出“咔咔”的声音。手铐的齿深深地嵌在我瘦瘦的手腕上，双手一下子麻木了，我被推上车，汽车发动了，车前雪亮的光柱直刺远方。
1970年8月3日，一纸判决书呈现在我的眼前：
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在拘留审理期间，尚能认罪。
从此拉开了“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监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入狱，1979年1月5日出狱，我坐牢的总共时间是：差45天九年！
一切总算过去了，我诅咒那个时代！
摘自《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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